第一节雨露滋润禾苗壮
一九五六年秋季，新学年开学了，罗远踌躇满志地来到嵩山中学报到。这是一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筹建的十所完全中学之一，四层的教学大楼，窗明几净；生、理、化等实验室设施齐全；音乐室、美术室、阅览室、图书馆一应俱有；再加上风雨操场、标准跑道的运动场和篮、排球场……可以说，在五十年代是相当先进的，为青少年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成材环境。在这里读书是多么舒畅啊！这是罗远心仪中的求学读书场所，他无限兴奋地感叹着。
总算顺利地走完了小学的人生旅程，开始跨入重要的中学阶段——人生的青少年时期。这是个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对理想的形成、思想的成熟、性格的定型，以及生理、心理的健康发育、成长，都是非常关键的。拿理想来说，小学阶段终究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对未来的憧憬；而到了中学阶段，这个梦境到底是延续呢，还是惊醒？慢慢地会给出较明晰的答案的。至于思想的成熟，则是在身理、心理成长发育，知识、经验增长积累的前提下，逐步会得到提升的。
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所以，到了初中跟小学相比较而言，学校生活要丰富紧张得多。学校不仅要抓好文化课的学习，而且也要同时抓好音、体、美、以及社会实践活动方面的教育。这样，罗远除了继续专注于学习外，还应该在音、体、美的学习上，在担任班队干部、为同学服务的工作能力上，投入相当的精力，使之也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使之能够全面发展。
罗远由于身材比较高，又有一定的体育运动基础，弹跳力也不错，因此，被当时的蓬莱区业余少体班选中重点培养。这样，一星期要抽出三个半天时间（星期三是三点到五点两个小时，另外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上午各半天）到沪南体育场参加训练。那时候，他的教练就是后来在八十年代，培养出三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著名运动健将朱建华的名教头胡鸿飞。在胡教练的培养指导下，加上自己能刻苦锻炼，因此，罗远的运动水平提高得很快，到了初三时，他以一米六二的成绩获得全校少年男子甲组跳高冠军，还打破了校纪录，真不简单。因为有了田径基础，而且他的个头已窜至近180厘米，这样，又被校少年篮球队、区少年篮球队选上，还夺得全市比赛的亚军，并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少年篮球比赛。
如此一来，最大的矛盾就是既分散了学习的精力，又侵占了学习的时间；万一没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那是要影响学习成绩的。但是，他能合理地安排时间，并且提高了对时间的利用率，所以，就较好地化解了学习与其他活动之间抢占时间的矛盾。他对每天作息时间的安排是这样的：早晨五点到五点半起床，大约六点十五分可到学校；放下书包即去篮球场打球；中午回家吃了饭后返校，马上到阅览室看报章杂志；下午四点半放学,后先做一小时作业，晚上继续学习到九点钟睡觉。可见，他对时间是排得相当紧凑的。正如鲁迅所说：“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您愿挤，总还是有的。”
罗远知道，自己要在同学中树立威信的话，首先应在学习上要拿得起，使大家佩服。因此，为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在学习上还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学习水平攀上一个新的台阶。他记得在参加上海市中学生作文竞赛——《记一件激动人心的事》的当堂命题作文时，罗远不加思索地以大炼钢铁为题材，在布局上别出心裁地想搞点新花样，脱离就事论事的窠臼，用记者采访的形式写。他一气呵成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罗远看了看自己的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觉得十分满意，便第一个交了卷。谁知等到成绩揭晓，只获得一个三等奖，这使他大失所望，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后来阅卷老师告诉他：“正是因为要别出心裁用了第三人称——记者的采访形式，偏离了“激动”的主题。要知道之所以会造成激动，那必然是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的，绝不是听来的或传来的，这就决定非得用第一人称写不可；要不是文采出众，恐怕连三等奖都会旁落。”一席话使罗远茅塞顿开、教训深刻，从此以后，他对审题是慎之又慎。
刚进入初中时，罗远就被班主任指定为临时班长；而两星期后正式选举，同学们仍一致推选他为一班之长，从此一直连任。到了初二又被选为少先队大队宣传委员。作为一班之长，罗远既是班主任老师的得力助手，又是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他并没有只管自己饭碗满吃饱就好，而是顾及到大家都应吃饱、吃好。所以，他建议班主任老师：按照家庭住地就近的原则，组织课外学习小组，基本上以三到五个同学一组为宜，同时，每组要安插一位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作为组长组织学习，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班主任老师觉得他的想法完全切实可行。事后证明，效果不错，全班成绩大幅度提高，后来，这课外学习小组的先进方法推广到全校。
此外，罗远还对班上几个情况特殊、或者成绩较差的同学实施重点帮教。班上有一位女同学，父母都是卖菜的小贩，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她放学后要到菜场去帮忙，或者回家烧晚饭，还要照看一个读二年级的弟弟，这样成绩就落下了。罗远就抽星期日的下午或晚上，到她家帮助辅导学习，并且说服她父母，尽量保证女儿完成作业后再帮忙家务劳动。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
班上有一个男生是游泳运动员，因为经常参加训练，加上原来文化基础并不好，所以，一放松的话，成绩的差距越拉越大了。罗远跟班主任商量，把他的座位调到自己旁边成了同桌，结对子帮教。从此以后，凡是上课，罗远一发现他要做小动作，或者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即用手轻轻拉一下，提示他专心听课；当然，他想谈天时，罗远会用手势作闭嘴状使之无法开口。如此一来，久而久之，他上课会集中心思听了。放学后，罗远主动留下来跟他一起做作业，还在第二天上课前检查他的作业质量。罗远还不时不节地跟他聊聊训练和学习的关系，并现身说法介绍自己是怎么做的。譬如，记俄语单词，他是把今天该记的几个单词写在手上、或者小卡片上，然后，在路上走的时候，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边读、边记、边背，这样效果很好；假如要巩固的话，最好第二天早上复读几遍。再有，就是不要欠债，即，因训练没上到的课、没做的作业，一定要找老师或成绩较好的同学补起来，决不能随它去算了。学习的规律是循序渐进的，一旦一脚踩空，那后面的路会跌跌撞撞不好走。这种现身说法、以自己的品质和形象去影响他人的方式方法，效果是显著的。
这位叫赵京生的同学像脱胎换骨一样，后来竟然考上了交大，而且，官运享通最后是在市政协委员的任上离休的。他十分感慨地说：“要不是初中时成了罗远的同桌，那我的人生篇章可能要重写了！”
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往往会在旅途上碰到一个转折、拐点，那将是举足轻重的。
他在初中阶段比小学时要更关心时事政治，除了继续阅读报章杂志外，更能看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像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这说明他十分注重对自己思想的改造和提高。
在阳光雨露下，罗远在健康地成长。他从一个只会埋头学习的、听话的好孩子，慢慢地懂得人不能只顾自己，也应关心别人，能为同学服务。他开始走出教室，走向运动场、走向社会，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为青春的交响曲谱写美妙的乐章。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把解放以来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说成是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路线，走的是白专道路，并且受到强烈的批判和坚决的否定。对此，他大惑不解。尤其是“拨乱反正”后，他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在身临其境的切身体会中两相对照，罗远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求学时代确实是令青少年能够真正得到愉快、幸福、健康成长的年代。
第二节恩师的箴言
在经历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以后，罗远以毕业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直接保送至本校高中部就读。开学第一天，他兴冲冲地来校报到，在公布新生的名单上看见自己分在高一（1）班，班主任是上海市级的数学名师余世英先生。罗远很开心，因为，这余先生是他早就仰慕已久的，能在这样的名师班里读书当然是很有运气的了。
罗远走进教室刚坐下，就有同学来叫他，说：“班主任要你去一趟，有事情。”
他想：“怎么，刚报名还没上课，就要找我谈话，出什么事了？”他怀着局促不安的心情跨进了办公室。
只见余先生笑嘻嘻地招呼其坐下，直白地说：“罗远，我早就知道你是我校初中部的一名优秀学生，我也知道你的语文水平相当高，而且喜欢舞文弄墨，文章写得很出色。但我今天就是想忠告你，你必须放弃向文科发展的理想，应该努力朝理工科发展。因为，文科是掌握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具的；也是把握国家政治、财政、经济命脉的；很显然，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非常高。换言之，像你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是根本不可能走上这些岗位去从事政府管理、理论宣传、财经工作的，充其量能成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算是不错了。而理工科吃的是专业技能饭，跟政治的关系要淡漠得多，不管哪个朝代，技术活总要有人做的吧？古语说得好‘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一身’。所以，我劝你到了高中阶段应把精力放到数理化方面来。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教代数的，其实，都是为你着想；况且，你本来就是全面发展，数理化成绩也很优秀，完全可以朝这方面努力的。”余先生稍停片刻滿含深情地继续说：“如果你只是个普通学生，我绝不会说这些，实在是可惜你这么好的苗子，万一路走不好将会是多么不幸啊！”她叹了口气，又接上说：“高中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你得好好想想，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不管怎样，总是亲生父母嘛。”对于一位新生，老师能在第一天上学就说出一席负责任的肺腑之言，这是很难得的，可见，这位余先生的爱才、惜才之心是日月可鉴。
“想不到余先生对自己会说出这一番话！”罗远是又感动又难受，感动的是“余先生对自己太了解了，她的话跟父母亲的看法是一样的，只是自己以前老是心有不甘，认为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己，但革命道路可由自己选择’的话，我总该相信。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存有侥幸心理。为此，总舍不得放弃文学；现在看来该彻底清醒了，老师的眼光不会有错吧？”难受的是“余先生的话不啻是当头一棒，打碎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憧憬；而且现实告诉他，走文学创作之路是很难有结果的，走得不好甚至会擦枪走火；看来，只有放弃自己的最爱了，虽然，这是违背自己意愿的。”
罗远觉得“余先生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她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我一定要争口气，同样要在数理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将来做个工程师、科学家也不是不可能的。”
从此以后，他对语文除了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外，其他的时间都花在数理化方面，连课外文艺小说之类也不看了，但他还是在开学后不到一个星期把全册语文书都看完。其实，课本这点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所以，在语文学习上可以说他是游刃有余的。
譬如说，他在高一时，就写出了令语文老师大为惊叹的作文。那是一篇记叙文——“参观‘上海工农业成就展览会’”。罗远没有按照常规思路记述参观的经过和心得，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采用童话的形式，他把“我”变成一只早上飞出窝的小鸟迷路了，不认得下面人世间“昨天”的上海。然后，由老鸟带路一起边飞、一边告诉她下面的变化。以这样的游踪为顺序；他又用倒叙的手法先从远景规划馆（这正是小鸟迷路的原因，一夜醒来上海竟完全变得不认识了）说起，再回到今天的现实建设成就中来。这种大胆的夸张、生动有趣的描写，加上奇特的想象、联想构成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五千字的抒情散文《上海畅想曲》。怪不得语文老师在评讲时说：“……看这篇作文足足花了我一个多小时，可以说，全校从初一到高三还没有第二篇可与之媲美的文章。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别出心裁的构思、优美华丽的词藻，组成了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真是难得啊！”
所以，他依然有股不屈的傲气，相信自己即使文学之路走不通，那么，科技之路还是好走的吧？因为，对于自己大脑的潜质，罗远是满怀信心的。
这也许是注定他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培根曾说过：“人的本性能决定他的命运。”但这只能算说对了一半。大家知道，另一半乃是环境和机遇，所谓“时势造英雄”嘛。不过，这一半确实非常重要，试想，一个缺乏“鸿鹄之志”的人，能成就大事吗？同样，空怀抱负，却不顾客观现实，或者矛盾迟疑，那么能实现得了吗？
罗远在接受了余先生的忠告后，既相信老师的话是从现实出发，是经验之谈；但同时又不放弃周总理的教导，甚至对此的信念更强烈一些，这样，他还是把自己的位置定得过高了；这说明罗远是处在一种半醒半醉的状态，心理是十分矛盾的。整个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证明了这种矛盾的存在。
例如，全校师生包括党支书和校长，都十分看重这位优秀生，认为他是学校的骄傲、学校的牌子，从来没有一点岐视的表示，可以说，从班主任到政治老师、党团领导都非常关注他的健康成长，经常与之谈心，并在生活上全力予以支持，特批准享受甲等助学金（出身不好的本来最高只能享受乙等）；凡是应该得到的荣誉从来不剥夺他，每学期的“三好学生”，特别是到了高三毕业，全校四个高三班惟一一名市级优秀毕业生代表，学校综合考评最后推荐了罗远，这是无尚光荣的。这使他的心理得到满足，感到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全校师生的肯定。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融洽的学习环境中，当然感觉是不错的。怪不得一直到晚年，罗远还是流连难忘中学时代的学校生活。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凡触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那又是另外一个答案了。像入团的问题，本来嘛，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干部，超龄后入团是小菜一碟；然而，到了罗远这里却卡了壳。以后他每学期一份入团申请书，但都是石沉大海；直到高三最后一学期，学校团总支考虑到高考的政审资格，终于同意准备吸收他入团，让他填了“入团志愿书”。按惯例能填志愿书就等于批准入团；可令人不解的是，罗远的志愿书送到区团委，结果依然被否决了，理由是，家庭背景太复杂。正是由于罗远不属于组织同志，所以，在推选学生会干部时，他只能当个副主席。此外，凡属党团员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什么党团员的到工厂里弄、上街宣传，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党团员开会、过组织生活等，每每碰到这种场合，他总被排除在外。此时，罗远心里那种失落的滋味又是难以名状的，好像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
第三节一个不眠之夜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这天天气阴霾，云层很低，像要下雨却又没下，好像冷空气要来，有点凉丝丝的感觉，马路上行人匆匆，高大的法国梧桐已显出有些光秃秃的枝桠，有些还挂着几片已然发黄的叶子，但一阵风过后，会飘落满地枯叶，真是“一叶知秋”啊！
傍晚不到六点钟，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下来。罗正清戴着老花镜坐在床边小桌子旁，正写着交代材料；虽然开着二十五支光的电灯，但因为视力衰退，依然无法看清笔划，只好再在桌子上点支白蜡烛。透过摇曳的烛光，罗远看到父亲有点焦黄的脸色，更显得苍老了。他皱着眉头，认真思考的样子，正像一个学生在搜索枯肠，寻找最合适的词语来堆砌一篇作文似的；而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情，又像是对着上帝顶礼膜拜、虔诚忏悔的信徒。母亲已烧好晚饭，父亲叫我们先吃，现在没心思，等写完材料后再吃。
此时罗远想：“爹是个堂堂法政大学毕业生，怎么写一份交代材料要如此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让我来写也不至于这样，只要照事实写不就得了？”这种疑团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明白。原来，这份材料的确需要“艺术加工”，它既要找出点事实，弄出些影子才好据此做文章，承认有错，但又不能加重份量，否则，对你的定性就会罪加一等。譬如：平时多接触的几个朋友，常聚在一起聊天的，要把它说成搞小团体，但不能上升到派性；还有，发牢骚要说成是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对工作安排上有些不满，但不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需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把握分寸来做好这篇“文章”。
正当正清全神贯注继续写着交代材料的时候，只听见“笃、笃、笃”有人敲门。
“啥人？”罗远问，随即过去开门。
“我是厂长派来叫罗正清去开会的。”来人回答。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工会主席吴华生。
“吴主席，我的交代材料还没写好呢！”罗正清回答。
“不用写了，快走吧！”
“那总得把饭吃了去？”李洁如说。
“到厂里食堂去吃好了。”吴华生催促罗起身，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罗正清只好收拾起材料，摘下老花镜往口袋里一放，披上一件外衣匆匆跟随吴出门而去。洁如急急忙忙赶出来想嘱咐几句，这时罗远也连忙跟出来。只见父亲回过身，深情地望了他们一眼，并点了下头，示意母子俩回去吧。罗远拉着母亲的手，发觉这手在发抖。他随即紧紧地抱住母亲说：“阿姆，爹不会有事的，回屋里去吧！”嘴上虽这么说，但罗远的内心也是忐忑不安。母子俩相拥着，可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出来了。
“当，当，当……”五斗橱上的老三五牌台钟已经敲了八下，罗远觉得应该走了，因为，今天几个最要好的同学约好的，一起去送送孙伟达。他明天就要离开上海这个家，去到大西北的宝鸡。他是被挑选上作为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苗子，送到保密单位去学习的。按规定这一走得三年后方可回家探亲；而三年后大家都高中毕业各奔西东，所以，何时再能一起相聚见面还是个未知数。这样，今天的欢送会就更显得必要了，是非去不可的。然而，家里的情况又怎能走得了呢？阿姆已哭成泪人儿一个，因为，她预感到爹这一走是凶多吉少，后天是国庆节。从解放以来，凡是到了“五一”、“十一”、“元旦”等节日，总要抓一批、关一些，这已成为惯例。现在，陪伴她度过痛苦时光的亲人只有儿子、女儿了；要是自己一走了之，岂非只剩下妹妹和弟弟？哥哥这几天根本不在家，外婆也承受不了伤心事住到二姨妈家去了。况且，妹妹罗姝见到阿姆哭，只会陪着一起哭，这样是越哭越伤心。弟弟罗欢毕竟还小一点，平时又游心重，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好。罗远实在是进退两难，不知道怎么办。
正当此时，老大史正茂来敲门了，由于别人都早到孙伟达家，就差罗远一个，所以，他自告奋勇地前来叫罗远。但一见到如此情景，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怎么开得了口呢？
还是李洁如，见此已明白史的来意。于是，她对罗远挥挥手说：“有事你们走吧，家里还有罗姝和罗欢，反正你爹是这个样子了。”
“阿姆，侬勿要太难过，爹不会有事会回来咯，还是早点睡吧。”罗远不放心地再三劝慰母亲。他没法离开这样的家，但又抛不开同学的情谊，最后在母亲的催促下，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回头地与史一起向孙伟达家走去……
孙伟达的妈妈患有心脏病，她只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今天是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儿子总算有了出息；难过的是：儿子从小到大从未离开过娘身，现在一下子就要分别，到那艰苦的大西北去，而且，一别得等三年后才能见面，这怎么舍得啊？所以，免不了在强颜笑容中眼眶里闪动着泪花，弄得白净、张小燕等几位女同学也在用手帕擦着眼泪，同时，又劝勉孙妈妈不要太激动，过分情绪化对心脏病是不利的。倒是孙伟达颇有大将风度，与同窗好友们有说有笑地高谈阔论……他们一起回忆从小学开始的同窗之谊，快乐的、激情四射的少年时代，紧张、充满竞争的学习生涯，真有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尽的美妙故事。可是数说到眼前，好像音节戛然而止，变成了休止符号——从今以后分开了，再不能演绎梦想的故事了！这又是多么令人伤感啊！说着、说着大家的情绪由本来的兴高采烈，倏忽间变成慷慨激昂，最后转为沉郁苍凉，大有“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情调，渐渐地众人都说不出话了，欢送聚会的场面变得沉默无声……
这其中罗远的心里是最复杂难受的，他既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与同伴们同欢乐、共伤感；同时又牵挂着家里：“爹有没有回来？虽然如阿姆所预料可能凶多吉少，但人总是希望朝好的方面想；然而，万一真的不回来，那阿姆会睡得着吗？这一长长的黑夜，在这里反正人多，不会寂寞，更不会觉得时间长，因为，在难舍难分之际只会苦于时间走得太快；然而，在家里母亲正捱着指头、听着钟声等待丈夫和儿子回家，这是多么难耐的心里煎熬啊！”他事先也没考虑到送孙伟达会通宵到天亮。“早知如此跟阿姆说一声，她就不用担忧儿子了。”为这，罗远心里十分内疚和不安。
夜幕已开始拉起，东方的星辰渐趋暗淡，曙光微露，一夜通宵的聚会就这样到头了？不管有多少难分难舍之情，但“十里长亭总有一别”，“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于是，大家执手相送，泪眼婆娑，道一声：“再会！”，说一句“祝你一路平安，多多保重！”
罗远离别众人后，急不可待地往回赶，一推开门只见母亲斜靠在床头上，头发蓬乱，面容憔悴，眼窝深凹且涂抹了一圈黑色，面颊上还留着泪痕……“啊，仅仅一个晚上怎么变成久病在床的样子？”罗远不禁一阵心酸连忙扑过去抱住母亲：“阿姆，我回来了！”说罢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洁如紧紧地搂抱住儿子：“唉，总算回来了！侬晓得伐，阿姆昨天夜里在演程砚秋的‘荒山泪’（注：程砚秋是京剧四大名旦）呀，先是你爹走了，虽没有性命之忧，但担心的是又要坐牢，这家是靠伊支撑咯，我能勿伤心？”她长长地吁了口气，接着说：“后来侬又走了，哪晓得这一走让我等啊等，越等越慌，越等心越焦，到了后半夜简直要发疯了。我哭啊、颠啊，阿姝陪着我哭。这一老一小哪能都没了影子？唉，我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狂跳不止，好得阿姝马上找来救心丸吞下，才不至于昏厥过去，心跳也平静一点，可就是不想睡——哪能睡得着啊？眼睁睁看着天慢慢一点点亮起来，我更焦急了——”李洁如边哭边向儿子诉说着昨晚的境遇。
“阿姆，是我勿好，呒没回来，不过……”罗远竭力安慰着母亲。
“好嘞，好嘞，都过去了。侬同阿姝一道去厂里打听打听消息，你爹到底哪能啦？”李洁如似乎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也许是会开好以后，他们让正清继续写交代材料到天亮……”
不到一个小时，兄妹俩哭哭啼啼地回来了，只带回爹的一副老花眼镜，和口袋里仅剩的五元钱，告诉阿姆“昨天夜里批斗会开好以后，爹即被警察带到公安分局去。”
李洁如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这一结果虽在意料之中，但还是免不了一阵捶胸顿足的号淘大哭。左邻右舍纷纷劝慰安抚，唉，这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家啊！
第四节血浓于水
天气慢慢转凉了，厂保卫科通知李洁如给罗正清送点衣服去。李洁如想叫罗远和罗姝兄妹俩星期天送去。
但罗远想想：“万一在公安分局门口被老师、同学抑或熟人看见，多不好意思；何况，为反革命分子送衣物，那叫划清界线吗？”李洁如见罗远有些迟疑的样子，知道了他的难处，便自己提起包裹、拉着罗姝的手娘俩向分局走去。罗远看着母亲和妹妹远去的背影，心里不晓得是啥味道，有些不安起来。
父亲去坐牢了，而哥哥也因此被送去劳动教养。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开批斗会，工会主席吴华生无中生有地、栽赃诬谄、斗争父亲，他实在听不下去争辩了几句，却被他们上纲上线地训斥一顿。当时，虽然忍住了，但心中始终郁积着一股闷气，日积月累最后还是暴发了。在一次为了一个生产技术问题，终于和吴华生大动干戈。结果呢，罗炜既是个胜利者——把吴华生打倒在地；罗炜更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把自己打进了劳动教养所，葬送了青春，断送了前途。
从此，全家的生活担子由母亲李洁如一肩挑，四十八元九角一月的工资，要养活一家老小五口，还要背负三只书包，怎么过？可以说，李洁如是整天愁眉不展、眼泪水淘饭。做儿女的看在眼里怎不揪心呢？罗远虽然在学校里感受到学习环境不错，老师和同学都蛮看重他、关心他，这样，他还是对前途充满信心、踌躇满志；但是一回到家里便忧心忡忡，情绪低落。这个不幸的家庭，既面临经济困顿的压力，又承受着痛苦的政治、精神折磨。试想：“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两根顶梁柱（父亲和大哥）都折断了，这房子不就要倾倒了吗？单靠母亲，一个旧社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懂劳动生产的弱女子，支撑得住这摇摇欲坠的家么？还有，两位亲人失去自由被囚禁，怎不叫人痛心？毕竟体内流淌着同样的血啊！况且，他们只是政治历史问题，并非道德败坏的、十恶不赦的歹徒、坏分子。”罗远的心简直是在油锅里煎熬一样难受。
刚读初三的罗姝，这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突然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了小哥能安心读书；她觉得，如今全家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小哥罗远的身上，因此，只有牺牲自己才可保全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一次听到消息说，福建某越剧团到上海招十四——十六岁的女学员，她就瞒着家里去报了名，并已被录取。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李洁如紧紧地搂住女儿，母女俩抱头大哭，她为有这么个懂事的女儿高兴；也为她的不幸辍学而难受；更为她小小年纪就要离乡背井、独闯人生深深自责。
罗姝确实是个懂事的女孩子，进入初中后，已不是小时候天天早上要小哥催促、一起手拉手上学的小姑娘了。她很会察言观色，具有女性的细腻、也不乏爽朗的性格，而且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平时放学回到家里先做好作业，然后帮着做家务事，要买点油盐酱醋什么的，总是抢着去，脚头很勤快。看到母亲下班回家一脸疲劳的样子，她会马上递过热毛巾，并给阿姆敲敲背，使做母亲的得到莫大的安慰。小弟罗欢缠着外婆讨要零花钱，她总会耐心地劝说“这是阿姆要外婆买菜的钞票，侬要去了菜就少买了。”碰到过年、过节掸尘、搞卫生，就是以她为主。因为她晓得：“阿姆做勿来家务事，虽然有时候不得不做，但看她总做不像，也不套手。”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的无能倒反锻练出了女儿的能干。
如今，罗姝又作出这样自我牺牲的决定，力挽破碎的家庭。罗远虽被妹妹深明大义、同胞手足的情谊所感动，但无论从感情上、或道义上，都没法接受它。因为，这将使自己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毫无疑问，要论帮母亲挑起家庭重担，理应是他做哥哥的责任，现在，父亲和大哥都不在，他就是长子嘛！”再说，“让她小小年纪出门去闯荡江湖，而自己心安理得地背着书包去读书，晚上睡得着吗？”他又回想起那次不愿到公安分局送衣服，而妹妹却毫不迟疑地与母亲同去的情景，不免觉得脸红发热。“我是多么自私，总是先想到自己，为了要在学校里、社会上争得个好名声，为将来的前途去铺平道路，这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是多么可耻啊！为什么不替失去丈夫的母亲想想？为什么不替失去自由、囚禁在牢房里，受着寒冷侵袭的父亲想想？他终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错的是历史问题啊！扪心自问：到底有没有人性，血缘亲情？自己血管里流的是哪样的血？”一连串的问号如万箭穿心，使罗远愧疚得抬不起头来。
突然，他果断地站起来拉住妹妹的手说：“姝姝：你的心意小哥领受了，但不能同意你去，因为你还小，初中都没毕业。小哥反正已是高中生了，年纪也比你大，又是个大男人，到社会上找工作比你容易，这家庭担子理应我挑！”兄妹俩好像在抢生死牌似的。
李洁如看着这场景更觉心酸难受，这么好的孩子，要不是生在这种家庭该多好啊，如此一来不觉又潸然泪下。谁知道罗姝语出惊人，令罗远母子目瞪口呆：“阿姆，小哥：我晓得你们勿会同意，不过，我考虑好的事一定要做；现在用不着争了，我一切手续都办好，户口也迁出了。”这是着死棋！是无法挽回的。要知道上海户口是只许迁出，不准迁进；李洁如和罗远绝对不会想到罗姝做事是如此果断、泼辣。现在木已成舟，徒唤奈何，除了感动、自责，还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