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了，他起床也没早饭可吃，还不如在床上熬着。去年下半年以来，矿上老开不出工资，他们家就减少了一顿饭，不吃早饭了。父亲去下井早上也不吃东西。父亲说，他下井有班中餐。所谓班中餐，就是两个火烧。父亲吃一个，捎回家一个。每天都是这样。父亲上的是白班，这时候正在井下，掉水的事很可能让父亲赶上了。

    徐海洋来到生产区，井口那里已经进不去了。面目严肃的警察站成一道人墙，拒绝任何救护队员以外的人接近井口。人们没有非要往警戒线里挤，他们和警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没有一个人和警察发生冲突。雪比刚才下得大了，呼呼的洒落在静默着的人群里。前来的多是矿工家属，其中有矿工的妻子，矿工的白发父母，也有像徐海洋这样的矿工的儿子。他们都有些发懵，好像还不知道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他们没有叫喊，没有哭，连话也不敢说，只在心里默念着亲人的名字，祈求亲人快点生还。徐海洋的目光越过警察的肩膀上方，往井口那儿看，井架上的天轮还在转动，说明矿井还是活的。井口房里向外伸出两道小铁轨，轨面上砌了一层雪，这一点不知说明了什么。徐海洋没有下过井，想象不出井下掉水是什么样子。好在想象不受任何限制，没经历过的事情也能想象。在徐海洋的想象里，井下巷道里涨满了水，跟运河发大水一样。水流得汹涌，而且泥沙俱下，有着强大的裹挟力。他仿佛看见了，父亲正在惊涛骇浪里挣扎，父亲一会儿被大浪吞没了，一会儿又冒出来了。父亲冒出来时，举了一下手，似乎在向岸上的人呼救。徐海洋有些急，想大喊一声，爸爸，我在这里！想拔腿顺着爸爸被大水冲走的方向追去。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照相的记者，把粗口径的镜头对准了他。他回过神来，躲开了。

    徐海洋来到父亲所在的工区，要证实一下父亲到底在不在井下。工区办公室的门大开着，里面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徐海洋突然想到，应该到存车棚里看看有没有父亲的自行车。要是自行车不在，父亲就不一定在井下。要是自行车在车棚里放着，父亲就肯定还在井下没上来。徐海洋认出来，父亲的自行车还在存车棚里放着，他的心一下子就沉下去了，沉到井底去了。这辆自行车父亲已经骑了二十多年，锈迹斑斑，旧得不能再旧了。就是这辆自行车，父亲带上他骑了几百里，回老家看过奶奶。就是这辆自行车，父亲带上他到山里农民收过秋的地里刨过红薯。在附近农村打麦场的月亮地里，还是用这辆自行车，父亲一手扶车把，一手扶后座，教他学会了骑自行车。父亲跟他说过，这辆自行车该退休了，配不上儿子了。等儿子参加了工作，父亲马上给他买一辆新自行车。如果儿子愿意要山地型的，父亲到时候一咬牙，给儿子买一辆“山地”也说不定。可是，他从矿务局技工学校毕业将近四年了，也没找到一份工作。当然，买自行车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徐海洋把父亲用塑料袋包着的车座摸了摸，让自行车继续放在原地。只有父亲握有自行车上的钥匙，等父亲从井下出来，到原地方一找就把自行车找到了。

    徐海洋再次回到在大雪里企盼的人群中，看见母亲和姐姐也来了。母亲脸色很不好，苍白得差不多跟雪一样白。姐姐抱着母亲的一只胳膊，扶着母亲，像是生怕母亲会随时倒在地上。母亲和姐姐也看见他了，都眼巴巴地望着他，好像许久没看见他了。他说，我爸的自行车还在存车棚里。说着这句话，他的预感很不好，声音发颤，鼻根子也酸得厉害。

    母亲和姐姐什么都没说，眼睛忽地就湿了。

    时间度日如年般地过去了四天四夜，抢救工作还在继续进行。这期间，从井下弄上来的矿工有活的，也有死的。凡是活着的，都是扎窝子的，要活都活，活就是好几个。凡是死了的，都是单个的。据说死者都是被居高临下的强力水流裹着炭块、塘柴、铁料等杂物冲死的，砸死的，然后埋进乱七八糟的煤泥和杂物之中。活着出来的人，都要先用黑布带蒙了眼，放到担架上，再抬到急救车上，拉到医院救护去了。确认死了的人，先放在井下，等后半夜井口无人时再放进罐笼里提上来。这样免得死者被家属认出，局面不好控制。人们私下里传说，每个死了的人都体无完肤，惨不忍睹。死者拉到医院太平间后，需要经过精心处理和整容，然后才以大体不差的完整形象让亲人告别。活着的人虽然还在医院里，他们总能透出消息。于是得到亲人生还消息的人们就在家属区里放起鞭炮来，以示庆贺。死了的人自己没能力透出消息，消息就暂时被封锁着，等抢救工作结束善后工作开始，才以比较稳妥的方式，分头告之死者家属。徐海洋既没得到父亲生还的消息，也没得到父亲不幸的消息，只有一个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