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井口的煤堆里拣回一些硬木头样子，这些木头样子劈开可以当引火柴。以前，木头柈子都是由母亲劈。样子上沾满青煤，每一块柈子看上去都像一块生铁，母亲一劈，柈子一蹦，母亲每次劈得都很费劲。这天父亲刚把一抱柈子哗地扔在院子里，乔明泉就找出斧头主动劈起来。他手起斧落，只几下子，就把一块乌黑的硬木头柈子劈成白色的花瓣儿。母亲对他的表现很满意，长出了一口气说：“我儿子总算长大了！”乔明泉听出母亲在夸奖他，夸他能替大人干活儿了。生父死时他才五岁，而今他都十九岁多了。母亲叹出的长气里包含了多少苦辣酸甜和绵长的企盼啊！不过母亲的话也让他沉心，长大是什么？长大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就要对父母负责，对家庭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他不愿长大，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负起责任。井口朝上，总在那里等着。好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矿工子弟都先后下井去了，难道那黑洞洞的井口也非要把他吃下去吗？他实在不甘心啊。这样想着，他劈袢子就不那么利索了，准头儿也没那么好了。有一块袢子还一口咬住了斧头，咬得吱吱呀呀的，他用脚踹都踹不掉。母亲看出他有些气躁，知道儿子对她的话沉了心，母亲说：“不管你长多大，在妈眼里你都是个孩子。你放心，不该去的地方，妈不会让你去。”听母亲这么一说，乔明泉顿感羞愧，他觉得自己不该对母亲的话有半点疑虑，不该那么沉不住气。

    父亲也看见他劈木头样子了，不鼓励，也不反对。父亲就是这样，上班，低着头出去；下班，低着头回来，只看脚底下那一块地。乔明泉喊他爸，他就答应；不喊他，他就不吭，父子俩从未坐下好好说说话。父亲每天下班回来，母亲都给他烫一壶小酒。他盘脚坐在炕上，一口一口地和小酒对话。对话对得差不多了，母亲撤下炕桌，父亲就睡了。睡觉不打呼噜，一切安安静静的。妹妹仗着自己小，又是父亲亲生，有时难免跟父亲闹一闹。父亲总是说：“哎，别闹，别闹。”父亲一年到头下井，回到家一般不提下井的事，好像在回避着什么。别看父亲是个继父，却对乔明泉像亲儿子一样亲，乔明泉听邻居说过，母亲带着他改嫁给现在的父亲后，父亲执意不再要孩子了，说有他这一个就挺好。母亲哭着闹着，非要为父亲生一个亲骨肉，于是几年之后才有了妹妹小虫子。既然母亲不让他下井，父亲就更不会让他下井。

    道理明摆着，他下井万一出个好歹，父亲担待不起！

    妹妹小虫子也开始上高中了，每天放学回家，不管是会的还是不会的家庭作业题，她都愿意问一问哥哥。她要让父亲母亲知道，哥哥虽然在家里呆着，并不是无用的人。她对父亲说：“爸，爸，我以后就让我哥当我的老师，你得给我哥发工资。”

    父亲说：“我看你也上不成个景。”

    父亲的话对小虫子是个打击，小虫子说：“你怎么知道我上不成景？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就怨你！就怨你！”小虫子哭了。

    乔明泉听出来了，小虫子是为他而哭。于是他的鼻根子也很酸。乔明泉也体会出来了，一个人长大了，成人了，老闲在家里终究不是个事儿，总得找个事情干干才行。就算家里人都不撵你，你自己在家里也坐不住啊！

    邻家一位老矿工的儿子结婚，请来塞外的艺人用蛮汉调唱山曲儿，为婚庆助兴。山曲儿九曲回转，响彻云霄，艺人刚唱第一声乔明泉就听见了。乔明泉光顾听山曲儿了，连新娘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唱山曲儿的艺人是两口子，女的操胡琴，男的唱山曲儿。女人的胡琴有些陈旧，拉出的调子也不复杂，或者说有些单纯。可就是这样的曲调，一声声都那么碰心，把人心碰得颤颤的。女人偶尔也唱几句，她的唱多是向男人发问。比如说女的唱道：“人说世上有千条路，哥哥哎，你说咱该走哪一条？”那么男的就得亮开嗓子唱上一大段。为了呼应，男的把女的叫成妹妹，让妹妹好生等着他，遇见山，他不怕山高；遇见水，他不怕水长，山山水水都走遍啊，才不枉人世上活一场。男人唱的声情沛然，嘹亮悠长，把好多人听得痴迷着，眼睛先发光，后发湿，心事不知不觉就飞扬起来。艺人说的是唱山曲儿，在乔明泉听来，艺人唱的更像河曲儿。这河不是别的河，是从天上下来的黄河。明泉领上小虫子到黄河边看过，河水浩浩荡荡，呼呼作响，他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眼泪就流得一塌糊涂。小虫子问他：“哥，哥，你怎么了？”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流眼泪，就那么一边流眼泪，一边张着眼睛对小虫子笑。小虫子没见过这种笑法，结果小虫子也哭了。就是在那次看黄河回家的路上，乔明泉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从小本子二封的塑料皮里抽出一张照片给小虫子看。照片很小，纸面有些发黄，照片上是一位长相英俊的年轻男子。乔明泉问小虫子：“你知道这是谁吗？”小虫子点点头，说知道。他问小虫子怎么知道的。小虫子却把眼睛往哥哥脸上瞅，说一瞅就知道。小虫子从他手里要过小本子，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按原样夹好，交还给他，说：“这么珍贵的照片，一定要保存好。”